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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说3个月内把流行音乐扫地出门
新京报：你的创作是从《血染的风采》、《黄土高坡》开始的？
苏越：我参与流行音乐的时间，比这两首歌早多了。
1980年，我还在总政歌舞团时就在中唱兼职，做了很多流行音乐编曲工作，做过苏小明等人的唱片。我觉得中国第一个流行歌手应该是苏小明，她是用本嗓唱歌，和吴国东、王洁实、谢莉斯他们唱歌方式不一样。那时候有音乐专家说，3个月内要把流行音乐扫地出门、扼杀在摇篮中，但3个月后人们发现状况并不是那样。进入收听最新劲歌、火辣MV >>>>>
1982年我去了文化部成立的中国录音录像出版社，这个社成为了中国原创流行音乐的摇篮，1985年的时候我的创作到了自己的一个高峰，但那时候老是卖不过那些扒带子的张行、张蔷，有些苦恼。很多创作人每星期开一次研讨会，1985年研讨会出了两个主题：第一个“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”，我是活动的音乐总监，当时郭峰和我的一个录音助理谈恋爱，后来写歌的任务交给了郭峰，后来发现《让世界充满爱》这首歌写得不错。另外一个主题是让摇滚乐走上舞台，那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工作，三审五审，最后才把崔健推出来。
新京报：《血染的风采》呢？
苏越：《血染的风采》最早给万山红和一个流行歌手合唱，后来董文华、郁钧剑也都唱，后来要去春晚，我特意要求一个流行歌手唱，他们说有个叫徐良的军人可以唱，后来他和王虹就在春节晚会上将这首歌唱红。我后来去香港看周润发演的《监狱风云》发现里面用的都是这首歌，才知道这首歌有多红，它在香港的相关收入多达500万港元。
从日本带回经纪人和企划的概念
新京报：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创作者变为经纪人的？
有人认为你是内地第一位正宗意义上的“经纪人”。
苏越：这还得从我去日本留学说起，那时候我总觉得流行歌曲和传统音乐不一样，会有它独特的一套，而内地在这方面都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1987年底有机会去日本留学，对音乐市场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，发现我们以前推歌手都比较盲目，没有系统性。1990年的时候，台湾飞碟唱片的老板苗秀丽带着小虎队、少女队（徐若瑄是成员之一）来找我合作，一来我有日本学习的经历，二来对内地情况比较熟悉。后来我们合作在内地开了家叫普安的唱片公司，我开始试验在日本学来的那套。应该说，不只是经纪人，连唱片公司企划的概念也是我带回来的。
新京报：你把你的这套理念推向实践时，听说高枫是比较早签约的歌手？
苏越：差不多，他和楚奇、楚童是几乎同时做的。普安唱片公司开始了签约制，将企划人、经纪人、制作人三位一体，比较系统制造、包装明星。我也是无意中在北京录音棚发现一个专门给人配唱的歌手，就是后来的高枫。那时候他还叫曾焰赤，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夏枫，我们说走“下风”可不好，改成了高枫，他第一志愿是搞摇滚，第二志愿就是做偶像歌手，我觉得都不太合适，于是就让他往制作人方向发展。
新京报：你在做音乐经纪人时曾推出内地第一个偶像组合“楚奇、楚童”，还是双胞胎？
苏越：90年代初，我从日本刚回来，好像除了《辘轳·女人和井》就没什么歌。市场上没有什么内地歌手，全是港台的，小虎队不可一世啊，我们就想，干脆做个青春组合，对抗小虎队。楚奇和楚童原名叫陈春声、陈春旺，我在北京的歌厅里找到歌俩，他们是湖北来的，所以叫楚奇楚童，楚之奇童。当时给他们定位就是偶像组合，本来高枫也有想法要加入，但他肢体不协调，跳舞不好看，所以就作罢了。我们想尽了办法，连《正大综艺》我们都让他们上了，《青春规则》、《越飞越高》两张专辑实际出货量就超过50万。
我们公司出了第一批音乐圈经纪人
新京报：黄格选也是你打造歌手中比较成功的。
苏越：1992年我和黄霑在深圳一个歌手大赛当评委，多数参赛选手都请评委吃饭，希望当选深圳十大歌手，只有黄格选坐在角落，不爱说话，还是我爱人安雯发现了他，觉得他不错，我就问他是否愿意来北京，因为到北京要吃苦，新歌手一个月800元工资都算高了，那时候他跑场子在深圳可以一个月8000多，后来他还是答应了。来北京后就参加了1993年“英皇金融杯”歌手大赛，那时候20家电视台同时上星播出，这个比赛选出了戴娆、白雪、梅华等歌手，黄格选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然后就决定跟着我开始新的事业。
新京报：做黄格选的时候，你的“三位一体”那套是不是更成熟了？
苏越：做黄格选时，我到了北京影音文化出版社，就是歌华集团的前身。那时候我们就认定如果策划成功，3个月之内他一定能红。在前期企划案中，他被设计成“忧郁王子”，你听听他的歌名《春水流》、《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》、《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》，《寂寞是我一生的路》都是惨兮兮的。发给媒体的宣传资料也说的是他历史中比较不幸的那段，他一个月赚8000元的事不能让媒体报道出去。黄格选刚好也不善言谈，一接受采访不太说话，就更忧郁了。在黄格选身上总共花费了30余万，那时候演出出场费只是5000到1万，所以整体没赚多少钱，唱片方面倒是赚了一点，这和现在的情形是刚好相反的。
新京报：据说内地王牌经纪人王京花曾经是你的助手？
苏越：不能这么说，她当时是我公司的职业经纪人。还在做楚奇楚童时，王京花在旅行社做摄像工作，她是我老婆的同学，然后就把她介绍到我公司，培养她当职业的经纪人。当时音乐圈没有经纪人，她确实是第一个，还有那英以前的经纪人张轶倩，李亚鹏、王学兵以前的经纪人郝维都是从我们公司出来的。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，“只要苏越那个公司出来的人，我们连司机都要。”
内地唱片工业成了被湮没的历史
新京报：当年的经纪人工作方式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？
苏越：以前演出也没有什么演出合同，我带着歌手去演出，谢幕下台的时候人不闲着，每人手里拎俩舞台装饰用的灯泡，干什么用？怕主办方不给钱，你不给，我就砸，一个灯泡一千多，完全没说理的地方。有经纪人之后，这种演出开始向规范化发展，不过最开始电视台什么的都不认经纪人，最开始王京花带歌手出去的时候，电视台的人直接给我打电话，“你怎么多带一个人来啊，还占了一份机票和住宿的钱”，我还要和电视台解释半天。事实上，那时候虽然有经纪人，但很多演出商还是会绕过经纪人直接和演员谈价格，明星红了之后，投资他的人倒是风险变得大了，不能说这是某个人的问题，而是整个行业游戏规则缺乏的问题。
新京报：在黄格选之后，好像就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呢，现在更是远离音乐圈了？
苏越：在黄格选后，还有谢东和酒井法子。我给谢东做《笑脸》那张唱片，快发行的时候，所有的发行商提着现金来进货，不过也只赚几十万。
谢东刚好赶上94新生代，和毛宁、杨钰莹、甘苹一起火了，那时候内地原创比港台还好卖。不过1994、95是签约年，1996却是解约年，1997是反思年，歌手乱解约、经纪人方面规则也不明确，签约不严谨以及不认真履行合约。1998年思考后，我觉得内地的流行音乐5年之内不会再有什么飞跃。
新京报：经历了内地流行音乐20年，你觉得造成中国唱片行业现状有哪些原因？
苏越：中国的唱片业一直是依附在中国的经济模式身上，法律一直没健全起来，盗版严重到什么地步？连毒枭都改做盗版了，因为做毒品抓住要“砍头”，做盗版顶多就是被罚没。我们的媒体对本土明星的曝光率是不够的，当然现在对自己明星报道多了。当时台湾为抵抗香港明星入侵，联合打造了林志颖，是媒体集体推他的。我们那时做黄格选，报纸还有这样一个规矩，一个礼拜只让登他的消息一次，“那么多工农兵模范不写，你写一个歌星干嘛？”严格来讲，唱片工业这四个字在中国要换个含义，中国有700多个节日，领带都要弄个节，然后把演出市场和广告市场抬起来了，可以养活这些歌手，唱片反而没那么重要了，在浮躁的经济模式下，演员成为了既得利益者。如此一来，在内地唱片工业是一段被湮没的历史。
■记者手记
采访苏越那天阳光明媚，天气好得一塌糊涂，听着能言善道的他从1979年给我们讲起内地流行音乐史，有种“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，听苏越讲那过去的事情”的感觉。苏越记忆力相当好，嘴巴里能一下子迸出3、4个我们不熟悉，但我的父母辈可能熟悉的名字，于是我不得不打断他求证这些陌生的名字怎么写。
一个多小时谈话下来，我认同了同事对苏越的定义“内地流行音乐活化石”的说法，流行音乐出现、《让世界充满爱》、西北风、囚歌风、94新生代、签约热……他几乎都赶上了，而且在音乐经纪人方面还有着开创性的作用。
1993年他的天星唱片选择签下了同一比赛中出色的五位选手戴娆、白雪、梅华、李慧珍和第一位“松下小姐”刘婕。这种气势恐怕也只有多年后的超女才能赶上。近几年苏越淡出了音乐圈，开始投资电视剧，比如去年火爆的《武林外传》就是来自他的手笔，听说下个月苏越又要捣腾音乐了，希望通过网络的方式收集好的音乐作品，因为“好歌才是音乐产业的根本啊”。
上周日苏越为江苏卫视的一档选秀决赛担任评委，在随后的节目中，两位这类选秀节目的热门评委常宽朱桦接连上场，他们表示有一个人出现在现场让他们很紧张。常宽说，当年我13岁，苏越老师是我第一个吉他老师。朱桦说，我16岁第一次进棚录唱片，制作人就是苏越老师。电视机前的我再次汗了又汗啊。(记者杨林)
(编辑：Prince)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