列侬已经离我们而去25年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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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到现在为止，“甲壳虫”一词在《新英汉大辞典》里依然被解释为：20世纪50年代英国爵士四重组。但对于做梦的一群人，“甲壳虫”便是我们那个年代清贫而饥渴的精神食粮，是伊甸园里一段雄心勃勃又天真烂漫的往事。

　　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大学同学里有个音乐学院老师的子弟，他在我们实习期间贡献出一盒“甲壳虫”磁带，这就是我第一次听“甲壳虫”。那晚破烂的寝室散发的蜡烛光，我一直记得。那晚的美丽不只是因为那句“Hey Jude”延长了无数遍，也不只是因为我们对一切终将烟消云散而全然不知。

　　中国内地较大规模接触到“甲壳虫”音乐差不多就在此时，1986年，一本《伊甸园之门》流传得很广，至少在这本60年代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书里，“甲壳虫”和迪伦要比金斯堡可爱得多。今年，我那位同学带着尼日利亚酋长的身份回国和我们大家团聚了一次，但谁也没有提起那盒磁带。

　　摇滚乐和恋爱是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的禁果，摇滚曾经是非常苦涩的，却往往撒在爱的萌芽的创口上。我们懵懵懂懂地浪费着青春，“甲壳虫”是最好的陪伴者，他们的朝气蓬勃拉长了我们和世俗生活的距离，以至于我们离开校园后摔得不轻。其实，成长的代价就是等待打击。这种打击越沉重，越意味着梦做得长久。

　　年轻人的武器只有梦幻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生长在“甲壳虫”而不是“大门”的土壤里，是很幸运的一件事。因为“甲壳虫”传授给人的是幻想，“大门”音乐的本质只有毁灭。而在中国，“大门”的流传晚上了几年。

　　说实话，我们那代乐迷一开始是神话了列侬的，尤其是在1980年的罪恶子弹射向他后。何况，我们当年零零碎碎接触到的“甲壳虫”歌曲都是全盛时代的那些，而诀别专辑《修道院之路》是在很多年后“补课”时听的。直到完整地听了这张唱片后，才明白了什么叫一群人或者一个时代的挽歌。

　　曾经想象过一幕，我们这代人如何在实践了梦想后，白发苍苍，手挽着手高歌一曲“甲壳虫”，想好是《Carry that Weight》，而不是《Let it be》。因为真正的奋斗者永远不需要感伤。但是，在这个冬夜，当我再次遭遇“甲壳虫”，只有老泪纵横。“甲壳虫”经历过的10年，正是上个世纪西方理想主义的10年，“甲壳虫”的解散在1970年，也是那个时代的休止符。而相生相伴，我们这代人也经历过苦痛的10年。

　　人生真正懂得去挣扎的岁月并不多，而我是把10年的时间交给了电波。当我曾经用很不标准的普通话解说着从“甲壳虫”到“音速青年”的西方摇滚史，一定点燃过和我一样曾经懵懂过活的人，现在分析去做电台的潜意识，是80年代那段大学生活被分割后的———一次冲撞，也就是“甲壳虫”布下的理想主义的毒。我一直不认为我这样的人是叛逆的，我们至多是过度迷惘者。依稀记得来自电波另一边的回流，都是沉重异常的口气，再次提起，是因为这种沉重永别了。

　　去年，在“甲壳虫”的祖国看到了两个半小时的保罗·麦卡特尼现场，整整5万人一起缅怀。保罗唱的歌基本上都是“甲壳虫”时期的歌，还是非常辉煌。全场没有几个黄皮肤，但我那一刻感觉是和5万黄皮肤的“甲壳虫”迷一起在聆听。最后的结果，是重新被点燃的哭泣。哭泣的那一刻，我想起了大学时的恋人，是她让我懂得男人应该如何去面对残酷。残酷的那一头，是如“甲壳虫”一样的生命绵延不绝。

　　在列侬25周年的忌日，想给同样有过“甲壳虫”梦的人送去一点温暖。不是问候，是我们还活着的讯息。

　　人的一生只有一个“甲壳虫”。